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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辛树问：“这个记录有查证过吗？”

左佑佑说：“我找到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签的合同。”

她发了一张图片。

签名双方在合同里写着“大韩帝国宫内大臣闵丙奭”和“大日本帝国东京府士族长森藤吉郎”，此合同的第一条原文如下：

“宫内大臣闵丙奭将烧酒、烟草、白参、食盐、石油、砂糖、铁等商品在大韩帝国领内的制造、进口、专卖以及取缔的权利全部委任给长森藤吉郎本人或者其代理人。为此朝鲜政府严禁一般人制造、进口、专卖这些商品，规定独立设置专卖厅。长森藤吉郎向宫内部上缴一定金钱，其中包办进口出售砂糖的代价是每年扣除2万元经费后另加3万元，合同期限为十年，可以续签。”

左佑佑推测：“所以，日本人依靠日本政府的补助金和推销津贴逐渐占据价格竞争优势，日本糖在朝鲜市场压倒了万泰和号的香港糖——”

“等等，柏杰生来自上海，万泰和号的货源也主要来自姐夫陈平原的万泰号。所以，万泰和号卖得应该是上海糖——你为什么说卖得是香港糖？”柏辛树在白板上写下了“香港糖”三个字。

夏博士说：“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砂糖进口港，同时也是最大的砂糖消费市场。1867年上海砂糖销售总额中国产土糖占93。柏杰生是上海人，怎么会舍近求远，放着上海糖不用，去用香港糖？”

“不是上海糖。”左佑佑反驳，“万泰和号的账本里写的是‘车糖’，我查过资料，‘车糖’指的是香港糖。”

“‘车糖’不是上海‘土糖’的误写、或者记账体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香港最早开的机械糖厂叫‘中华火车糖局’，所以简称‘车糖’，是完全有可能的。”

几个人听到这里，慢慢点了点头。

柏辛树在白板上写下“车糖”两个字。

“我认可‘车糖’指代香港糖而非‘土糖’。但你说万泰和号主要售卖香港糖，我持保留态度。”夏博士把账本翻了一遍，犀利地说，“1907年开始，你所谓的香港车糖就消失在万泰和号的进口品目录中了。”

“因为万泰和号选择了英国资本香港太古糖厂生产的太古精糖，放弃了‘车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