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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出使（第2页）

其实，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开启美日两国谈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两国一些热心的“业余外交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尝试。1940年11月25日，美国马里诺外方传教会的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就专程赶到日本开展民间外交。在日本，负责接洽的是前大藏省官员、时任产业组合金库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财务的井川有个唬人的绰号，叫作“外务省编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间人士，但背后都隐藏着大腕级的实力派人物。德劳特神父是美国邮政部部长弗兰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罗斯福总统幼时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此前还长期担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于公于私都能跟总统说上话——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专事和谈。47岁的井川忠雄是近卫文麿童年的同学和好友，几年前还为近卫组织过一个智囊团。井川和野村一样，都是亲美派，他还娶了一个美国人做老婆，尽管后来离婚了。他来往美国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说是处理与前妻的经济纠纷。井川之前担任过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

在井川的帮助和引荐下，两位神父走访了日本外务省，拜会了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首相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还拜访了著名的亲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冈外相似乎对两位神父不太热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会谈是他分内的事，任何人包括近卫的参与，都会引起他莫名的反感。两位神父向这些要人表示，尽管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还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双方仍然有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的可能。

两位神父回国后，沃克安排他们在1月23日进入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赫尔国务卿也在。两位神父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日本的“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

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希特勒的威胁足够诱使我们在太平洋力争暂时和平的结局”，哪怕“成功机会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尔同意两人以个人身份继续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沃克继续充当联络人。这样纯民间的活动已经具备了一些官方的性质和背景。

赫尔内心对日本并不信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做进一步的冒险。他劝告罗斯福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再说，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正规军野村到达美国之后，井川这些游击队迅速与负有和谈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联系。野村开始对井川并不信任，出发前，松冈也曾经告诫他要远离此人。但是，这位银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尔家里与国务卿进行了一次私人秘密会面，让野村感觉到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

岩畔一到美国，就立即被带到教堂去与两位神父会面。岩畔告诉两位神父：“由于刚刚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绝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表示理解。随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来，一群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业余外交家”也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想当然地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

在开启正式会谈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务省发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是由几位民间人士联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这个文件大家似乎很陌生，因为后来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谅解草案》，参与拟订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两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两日，赫尔国务卿两次召见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间的私人对话转为国务卿和大使间的正式会谈，并说可将《日美谅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赫尔告诉野村，虽然他对这些“好心人”为改善日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

内容冗长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据“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原则，这一草案肯定会无疾而终。《草案》总体上有七大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认都很牛”之类实际意义不大的语言。挑来拣去，其核心内容有三条，分别对应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国同盟、中国问题和南进战略”。其间，曾有日本外交官员提出能否暂时把中国问题抛开，今后再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比喻加以拒绝，“在美日谈判中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可见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可以随便出卖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国同盟，只有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进攻时才履行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说“哥俩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认中国独立。日本从中国撤军，不吞并中国领土，不赔偿，恢复“门户开放”政策，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承认伪满洲国。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武力侵略，美国愿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贸易关系恢复正常。

《草案》传到东京，日本军政高层是一片欢腾。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见此《草案》，激动不已，兴奋地大叫道：“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将因此好转。”

看到美国竟然愿意承认伪满洲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意见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连东条陆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大佐也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至于难以置信”。军方为此甚至同意为了促成前方的和谈，日军暂时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军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国上述意图，既原则上保持三国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谅解的方向调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损于三国同盟，如果能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侵华战争也算成功。这是军方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做出让步。

连天皇都对此事表示了关切，美国开出如此宽容的条件，连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对前来觐见的近卫首相说：“美国总统愿意详谈，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不懈，你觉得呢？”在裕仁眼里，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悬挂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来往穿梭于两国之间的美好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要记住一点，《草案》承认伪满洲国，分裂中国，分明带有牺牲中国的成分，因此被史学家称为未遂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发回《草案》时，没有特别说明这只是民间人士商谈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政府都同意上述条款。赫尔的意思仅仅是大家谈判要有一个起点，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摆，空对空瞎侃。他认为《草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16日，他就曾告诉野村，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同时更强调“文件中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者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单独的条款”。也就是说，这是个起点，仅此而已。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费斯形象地将《日美谅解草案》比喻成一个出生在私人小诊所里双亲不明的婴儿。

其间，赫尔在征得罗斯福同意之后，就已经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谈判必须遵循的“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均等原则；继续保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尔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上述条件。在1945年11月美国两院共同调查会的公开报告会上，当时已经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务卿赫尔说，“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的希望，连1%都没有”。还说，“我们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看来，对于最终谈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责难日本，连美国的二把手赫尔一开始就对两国会谈不抱多大希望。

海军将领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后很多事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只发回了《草案》，却并未把赫尔说的话以及“四原则”传回。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将《草案》当作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想当然地认为上述条款“美国政府都是已经同意的”，空喜欢一场。

在日本人眼里，前景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对于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间怎么没见酷爱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外相出来放个屁呢？原来不是不发言，松冈外相不在家，他到欧洲找希特勒和斯大林办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卫立即召开了一次军政首脑紧急联络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把《草案》中的这些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于是，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太郎就准备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大桥外务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等松冈外相回来讨论后，再向华盛顿发出指示也不迟。因为离外相回到东京的时间只有4天了。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勉强表示同意。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电话里没说详细内容，只说让他尽快回来，研究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

接到电话的松冈兴奋异常，立即断定这是他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尔特几次会谈的间接成果。松冈得意扬扬地对秘书加濑俊一说，他不久就会前往美国，去实现他精心策划的世界和平计划。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已经出任军令部总长8年之久的伏见宫海军大将即将退役。还有一种说法是，眼看战争临近，一旦打起来，就有战败的可能，这时候不想让皇室人员牵扯进来。伏见宫的离开，导致军令部总长位置空缺。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亲美派人士马上开始活动，图谋让米内光政来接替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让吉田善吾或古贺峰一出任次长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伏见宫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将军”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战前关键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这是日本海军走向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无法避免，任何努力也无法挽回。在所有海军将领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强烈鼓吹与英美两国作战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现役海军大将中年龄最长。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属，还放手让他们独立去干，似乎十分适应来自下属军官的压力，那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战争激进派。永野对这些人总是言听计从，他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底下的军官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善于研究，所以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第一任次长近藤信竹是个温顺的人，也积极呼吁对英美两国开战，基本属于永野一个路子。第二任次长伊藤正一属于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内心里虽然反对战争，但从来没有对外表露过。

由于酷爱养狗，永野有日本海军中有“第一爱犬人”之称。他出任过当年自己以第二名毕业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其间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著称。他禁止体罚，提倡自习，从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永野于1934年晋升海军大将时，只有54岁，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过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次出任军令部总长，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唯一历任海军三大长官的人物。由于身材高大，他获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绰号，和松冈洋右一样，头上没几根头发。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会老大。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缺乏眼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人，由于常常在办公室里睡觉，被称为“打瞌睡将军”。有记者在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办公室休息，是因为晚上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个孩子，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过多的证据，甚至连儿子都叫他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现过多次。在日俄战争，在旅顺口，他像打靶一样精准击沉过多艘俄国军舰，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也是由他来宣布的。永野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和“主战派”。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还长期担任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但此时他对美国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广田弘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愿地当过他的海军次官。当听到永野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消息后，山本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着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对于海军大臣及川及其他海军省的高官而言，实际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海军的领导，在任何事情上，海军省都没有勇气去反对永野的催逼，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永野开始代表少壮派强烈要求战争。在内阁和大本营的会议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的屁股却占着极其重要的海军大臣的位置。

前方还在进行谈判，但日军的备战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联合舰队的预备动员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折磨了海军数十年的70%即将实现，以日本海军对美国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比例进行战斗，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该数字今后永远不会再提高。作为日本海军象征的巨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即将下水服役。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认为，“与美国打一场速决战的话，日本将有很大的胜机”。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告诉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获胜前景大好，让我们下决心去投入战斗吧”。自称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称：“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在东京，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松冈外相的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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