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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参谋（第2页）

课长花谷正是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比辻政信高了整整十届。虽然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远远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来回跑腿打杂也混出了点名堂。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一起称为发起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能够和那俩人并肩，的确让花谷跟吃了蜜蜂屎一样，舒坦了许久。花谷也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从此就常常以事变“核心领导人”自诩。对于新来的毛蛋孩子辻政信，花谷往往是居高临下，以一种先哲的姿态和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也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言外之意就是说，尽管你学习成绩好一点，比起老子你还差得远着呢。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举例说明：“比如‘满洲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一贯喜欢较真儿的辻政信，本来对九一八事变就极有兴趣，从此开始埋头研究有关事变的档案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诸多疑点。

辻政信带着这些疑点去问花谷。由于花谷在九一八事变中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很多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辻政信提出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只好挠挠头皮，显得颇有点尴尬。

辻政信马上明白了，花谷不是不回答，而是根本就不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弄清楚那些问题，必须找那个当时已经是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如日中天的石原莞尔。

辻政信也知道自己不算个什么，天神一般的石原会接见他？但心有不甘的辻政信还是想试试。大人物的举动总是会出人意料，石原不但屈尊接见他，还说单位乱说话不方便，特意抽出时间让辻政信到他家里详细恳谈。比起那半瓶子咣当的花谷，人家好几瓶子都满着的石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哪！

之后就是我们在许多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的情节，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小子到武林盟主或前辈那里诚惶诚恐地去聆听教诲，然后茅塞顿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见面宾主寒暄落座，受宠若惊的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后辈，石原像他的名字那样“莞尔”一笑，对辻政信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石原强调：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如何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才能确保一举成功，此即为“谋而不妄动，动则一击致命”。

对于后辈的提携，石原可谓是不遗余力，毫不藏私。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告诉他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必要的时候也要适当示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此即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石原的点拨使得辻政信顿觉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同时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羞愧难当，“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如果地上有洞真想钻进去”，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先觉的导师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见识的不同，其力量竟是如此可怕”。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其百般推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后来的事实说明，辻政信此举更大的目的是利用石原的名气给自己脸上贴金，并借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从石原那里学到的仅仅是胆大包天等皮毛功夫而已，石原独有的冷静、深远的判断力他一点都没学到。相比于谋略大师石原莞尔，辻政信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战略家的素质是天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包括像辻政信这样的牛人。

辻政信后来还真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辻政信的父亲在老家帮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也要学着过把瘾——给张作霖办丧事。1937年6月3日，他花费10万日元在满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把败家儿子跑了没人管，扔在海林寺的张作霖风风光光地埋在了张家墓地。辻政信此举可谓是技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让关东军的形象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汉奸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花十亿日元都不一定能办成的事，真是高明啊。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取得的效果。”

辻政信办了这一件事还不过瘾。几年后，1943年11月24日，他以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介石母亲的仪式。一个月后，重庆方面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很多人认为，战后蒋介石能够瞒天过海地收留被五国联合通缉的辻政信，也正因为此。

除了大张旗鼓地埋了老张之外，辻政信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委托多方奔走，于1937年9月促成了“满洲建国大学”的成立。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差强人意，成功地招降了有5000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看似辻政信真的得到了石原莞尔的真传，但是七七事变立刻让辻政信现出了原形。石原是典型的“不扩大派”，大家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急于建功立业的辻政信却是彻底的“扩大派”，他甚至一阵风似的跑到天津、北平去煽风点火。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而已。也就是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和希望得到的，只是石原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耀眼光环而已。

辻政信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当了作战参谋，后来又被派往山西，在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这个惹事精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他最终还是被板垣送回关东军，当了他梦寐以求的作战参谋。

等他再次回到关东军时，才发现这里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服役过的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是辻政信在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时的老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所在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这些人对辻政信统统是信任有加。

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不是同一个联队而已。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也是辻政信“陆士”“陆大”的同期同学。放眼一看皆战友，辻政信在此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军衔只是少佐的辻政信在所有作战参谋里排在第七位，但因为到关东军时间最早，还有参加过实战立功的辉煌经历，辻政信在作战课还是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在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是个需要多说两句的人物。这个陆军大学四十二期的“军刀组”成员比辻政信高一届，算是辻政信的师兄，就是他之后与辻政信一起导演了“诺门坎事件”。服部卓四郎很会做人，几乎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战后还迅速与麦克阿瑟的蹩脚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并因此逃过一劫。他今天为人熟知的最大原因是，躲过审判之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本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书，里边不乏胡说八道之语，但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五十万言的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去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他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机会。

张鼓峰地区的冲突刚刚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察看了战场，并代表植田司令官慷慨表态：“喂，去把那个张鼓峰给我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张鼓峰日军的战败，气得辻政信拍案而起。这是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皇军找回丢掉的面子。驻朝鲜日军不行，关东军一定可以去教训苏联人。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不垂青关东军呢？

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国境线的认定。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这就是明确地告诉驻守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也用不着来回汇报，你们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自主决定是否动用武力。

不用说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这个《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胆大包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

《纲要》下发到各部队，关东军上下一片欢呼雀跃。各部队长官对《纲要》的实质心领神会，这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在边境挑衅、大打出手并以此建功立业的命令呀。植田司令官真是太伟大了，早就憋得够呛的关东军各部队刹那间莫名地亢奋起来。

正打盹儿呢，马上有人递上了枕头，《纲要》刚刚出台，前面就已经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地方更邪乎，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那地儿在哪儿。

这个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叫诺门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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