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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略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

这是避人所短的艺术。如果让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

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用人也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就在于能够了解团队中的人各自的长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把自己的部下组织成一支样样皆精的队伍。那么，即使他并非技艺超群，而他的团队却是无敌的。

所以说，一位杰出领导人的高杆之处就在于“各因其能而用之”！

唐德宗时，韩愰曾任镇海节度使。在用人方面，随才器使，凡是他所接纳的人，都根据各自的才干器识，恰当地予以使用。

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但此人实在看不出有何所长。

一天，韩愰让这个人参加宴会，他居然从始至终端坐在那儿，没有和与邻座谈一句话。照一般人的理解，这真是一个废物了。但韩愰看到这一点，事后就将他安置在军中，让他看守大门。

这个人每天一早进入值班的帷帐，就一直很严正地端坐到太阳落山，官兵都没有敢随便出入的，任内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6）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两句话，唐太宗在论用人时，也曾说过“君子用人如器”的名言。许多人经常抱怨没有人才，其实是缺乏一双识别他人长处的眼睛。用人如果能像韩愰这样，天下就不会有被弃置的人才了。

人才自身有长短，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用得其所。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

正直激进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

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

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但是如果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因此，一个团队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各自所长，避开各自所短，就一定能形成一支样样皆精的强大无敌的队伍。

用人须审时度势

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北方人骑马，南方人乘船，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定要他们，换过交通工具到远方去，就会显得很荒谬了。

天下的药没有毒过砒霜的，但是高杆的医生却把它放到药柜里，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

所以，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

有这样一个故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

陶朱公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解救二哥。

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陶朱公的老婆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

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7）

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它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告辞。庄生开始很惊讶，但很快明白了朱公长子的意思，于是就把钱财还给了他。朱公长子暗自庆幸。

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

楚王于是下令先将陶朱公的次子明正典刑，然后再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苦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选儿子一出生就看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由此可见，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做事的成败，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与此相对比，赵王用了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教条主义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自己不得不唱空城计。

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要任用品德高尚的人；战乱发生的时候，要重赏能攻善战的人。而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人才。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他下过一道《求贤令》要下属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哪怕有不好的名声，可笑的言行，甚至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木，都不要有所遗漏。

其中还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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