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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远征（第1页）

铁血远征

对英军在下缅甸的一路溃败，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倒不是他多么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缅甸战局与中国抗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仰光失守已使中国接受外援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下一步日军如果占据缅北，就可沿滇缅公路径直冲进云南。一旦昆明有失，则重庆危急，国民政府也只有像后来有人提议的那样迁都兰州了。

早在《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就开始积极组织赴境外作战的远征军。原计划远征军分为两路，第一路军负责缅甸地区，第二路军负责越南方面。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第二路军未能成行，我们通常所说的远征军，即为赴缅参战的第一路军，以下统称远征军。部队规模为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3个军，兵员10.4万人。其组成如下：

总司令：卫立煌（未到任，先由杜聿明代职，1942年4月由罗卓英接任）。

副总司令：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

下辖三个师：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

下辖三个师：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

下辖三个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另司令部直辖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

准备得早，出发得晚。一直到2月16日，韦维尔才向重庆发出了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紧急电报。开战以来，重庆共接到类似请求多达14次，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动员，每次都被出尔反尔的英国人百般阻扰和迟延，白白浪费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这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无疑是致命的。远征军最终成行，但无疑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时机。

接到韦维尔电报同日，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印度电令重庆军事委员会：“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大约使用于同古及仰光地区。”军委会遂命令早已蓄势待发的第五军、第六军立即入缅，预定第五军用于中路，第六军用于东路，第六十六军作为总预备队。

接到出征命令的远征军于是再次紧急出动，沿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境线上的畹町而来。广大官兵个个血脉贲张、斗志昂扬，队伍中到处飘荡着铿锵激昂的军歌：

中国不会灭亡，中国不会灭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庄严的军旗在炮火中飘扬。

宁死不后退，宁死不投降，日寇强敌不敢挡！不敢挡！

歌声一停歇，队列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还我河山！收复缅甸！”

这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异域，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了特别讲话：“我军此次入缅，定能一举扭转缅国战局。”重庆军委会也配发公告：“为国军入缅告后方民众书。”《中央日报》特别刊出号外：“国军远征缅甸，定能扬威异域。”《云南日报》刊发通讯：“我省民众踊跃劳军，滇缅路各县场面感人。”延安《新华日报》也以“慰勉国军入缅”为题发表社论，赞誉远征军出国抗日的伟大壮举。一支随军摄影队风尘仆仆从广西、四川、贵州转进云南，到处拍下八方父老“箪食壶浆以送王师”的动人场景。可惜影片后来并未与观众见面，原因是飞机失事，拍摄的成果全毁于大火。

组成远征军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均属国军精锐部队，其中第五军更是精锐中之精锐。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堪称国军的王牌，从师长戴安澜以下到团长、营长，甚至部分连长皆为出身黄埔的青年才俊。1939年11月，第二〇〇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月，击毙日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震惊中外。该师因此受重庆政府集体嘉奖，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可谓风光无限。

第二〇〇师师长也属国军少壮派军官中的翘楚。戴安澜，原名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戴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等，屡建战功，35岁即出任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昆仑关大战中，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中国派出精锐第五军及王牌第二〇〇师，就是欲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入缅作战绝不仅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欲与英军联合作战，一举把日军赶出缅甸。

对即将到来的联合作战，远征军首先面临一个问题：部队到底由谁指挥？

2月25日，蒋介石亲赴昆明部署远征军入缅事宜。在听取了参谋团驻腊戍军事代表侯腾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当即做出指示：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由杜聿明统一指挥，杜聿明接受英缅司令官赫顿中将的指挥。

仅仅一周之后，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抵达腊戍视察。3月2日，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来访，与蒋介石一起协商缅甸作战的指挥问题。3月3日，蒋介石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再次明确：中国远征军由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战术指挥，后勤服务由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负责，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立煌到任之前，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入缅部队。这话听起来好像就不太明确。

乱上加乱。就在命令刚刚下达的3月4日，美国派出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抵达腊戍。迫于美国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再次更改命令并特别叮嘱杜聿明：中国军队归美国的史迪威中将指挥，对他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这下杜聿明彻底晕菜了，说来说去，一大群领导，到底该听谁的？私下里杜聿明请示校长：“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该如何办？”蒋介石思索片刻后回答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

话到这里总算是清楚了。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你杜聿明是我的部下而不是史迪威的部下，即使你远征到了缅甸，一切还必须听我的指挥。第五军、第六军均属国军精锐，蒋介石如何放心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

就是仰光失守的3月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3月11日，他再次接见史迪威，告知已命令前线的林蔚和杜聿明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史迪威对此颇为满意，殊不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缅甸并不属中国战区，盟军在该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英国人赫顿，后来又换成了“撤退名将”亚历山大，而赫顿和亚历山大都要受印度的韦维尔节制，加上后来因卫立煌未到任而接替他出任远征军司令官的罗卓英以及参谋团团长林蔚，实际负责战术指挥的杜聿明一下子有了一大群领导。如此复杂的指挥系统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不过杜聿明心知肚明，自己的真正指挥者是远在重庆的蒋校长。而蒋介石与史迪威、韦维尔三者之间又两两互不信任，这些为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最终失利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身边有一部电台直接联系重庆，可以将韦维尔、史迪威的命令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并做出决断。

从杜聿明亲口所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迪威在他眼中的分量。史迪威抵缅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不久之前杜聿明也去过。当史密斯听到美国人介绍，他是这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时，颇感惊讶。因为几天前他刚听杜聿明说过，他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出于礼节，史密斯并未对此多说什么。后来史密斯再次遇见杜聿明，问他一个职务怎么能由两个人同时担任。这位远征军的实权人物毫不隐晦地告诉英国人：“这位美国将军以为是他在指挥，事实上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参战的唯一方法，是在书面上让他们有几个指挥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负责做事的是我们自己。”

除了指挥系统混乱，远征军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本来出兵时机已晚，由于运力不足，远征军各部必须分期分批，添油似的投放战场。当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接防同古时，最后的部队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尚未出发。

联军作战最需要的是勠力同心，显然这点在缅甸战场很难做到。中、英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相反。英国的防御重点是印度，根本无意坚守缅甸，他们屈尊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想借他们的力量来守卫缅甸，或者在战局不利时利用中国军队为自己顺利撤退实施掩护。中国人的目的是重夺仰光，打通从海上接受国际援助的通道，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以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本来已经够热闹了，中间又加进来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初到远东的史迪威对战场情况并不熟悉，一下子能名义上指挥如此多的部队，的确让未经战阵的他豪情万丈，他很想通过摧枯拉朽的进攻显示自己的水平。实际上，种种掣肘使史迪威无力可使。一个陌生的战场，两支缺乏民众支持且互不信任的军队，在一个从第三国匆匆赶来且不了解情况的将军的“劝说”下就能精诚团结、协调作战，似乎不太可能。

史迪威对此次中国之行雄心勃勃，并未将自己摆在蒋介石参谋长的位置上。当时他对中日两军的战斗力没有全面了解，仍试图通过进攻或大规模会战来扭转战局。3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在9日举行的会晤中，向蒋介石提出应在同古附近集结主力，迅速南下夺回仰光，在最短时间内取得缅甸战役的完全胜利。

对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并不认同，他提出远征军需采取“纵深防御”，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在日军没有得到大规模增援，同时西线英军又能守住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收复仰光一事。他叮嘱史迪威要正确看待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力差距——防御时需以3个中国师对日军1个师团，进攻时比例则为5：1以上。对蒋介石的说法，一贯认为中国军队缺乏进攻精神的史迪威根本没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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