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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利原则就无法维持了。如黄河，原先规定3年一小挑，5年一大挑，定期疏浚。但至万历以后，黄河水利就无法维持了，导致河床淤积越来越厚，河堤经常决口，造成了严重损失。又如江南地区，水利更为重要。只要稍有懈怠，立即就有水旱之虞，重则江河决堤，轻则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在明末，江南水利也处于失修状态，水旱灾不断。

水利重要与否，应该是每个官员都能明白的简单问题，但水利仍连年失修。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经费不足。朝廷不肯出钱，地方无钱可出，豪绅大户更不肯破财，而广大的百姓，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白白出力。况且，百姓即使肯出力，也无处出力，因为政府不进行有效的组织。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但一谈到钱字，就没有人肯出头了，连崇祯帝也是如此。如在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就当面向崇祯帝指出：

“东南水患不断，都是因为水利失修。”

崇祯帝立即问道：

“水利为何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锡龙回答说：

“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需要钱粮。”

崇祯帝一听要钱，立即沉默不语，过了好久才转弯抹角地说：

“要修水利，可否扰民？”

意思很明白，要出钱，只有向百姓要，取之于百姓却又会扰民，那就干脆不修。对朝廷最重要的财源之地东南地区的命脉之事，连崇祯帝都是这种态度，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的财政收入日益恶化，而开支却日见增多，收支就很难平衡了。

自万历朝以来，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多，本已不足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付。

军费开支是最大的一项。万历朝打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如宁夏、川贵等平乱，虽是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至万历后期，辽东之战越打越大，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越填越深，至崇祯朝时，已不知填进去了多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启末年西北战火燃起，朝廷又要于东北之外，再往西北扔钱，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皇室开支则是另一大项。自万历、天启以来，皇室大事不断，万历帝、天启帝用掉的钱，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其他一些开支，也很可观。如8年中接连死了3个皇帝，丧葬费就是一笔大数字。不过，最经常的巨额开支还是宗室。到了明末，宗室人数已达60万，其所需宗禄就超过两税的收入，朝廷财政根本无法承担。

第六章　罪己诏竭泽而渔（1）

竭泽而渔

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钱，而朝廷财政又拿不出足够的钱。拖到后来，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征，一是拖欠。

当时已普遍用银，且辅之以钱，初看起来似乎已有货币制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代政府，如财政出现了巨额亏空，尚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来转嫁负担，即通过多发行货币，贬值货币，来解决或缓和财政压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但这种手段在明代却不行。因为明代的主要货币虽是白银，却并非银币。流通中的白银价值，基本上是其本身作为贵金属所拥有的价值，而不是朝廷通过银币发行所规定的价值，朝廷对货币价值的干预力很小，更无法使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的目的。朝廷虽也发行制钱，但一来是数量太少，不是主要货币，二来制钱用铜制作，加上手工，价也不菲，因此其作用不大。这说起来也十分奇怪，因为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白银，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地位，都已不同一般，却始终没有形成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而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如欧洲诸国，却相继出现了。

这样的货币制度，使当时朝廷的亏空变得十分棘手。因为朝廷的亏空，就如一个家庭一样，亏一分即是一分，是实实在在的亏，除非拿实实在在的银子来补足，否则别无他法。在这一点上，这种亏空与后来的赤字很不一样。

朝廷财政在这种亏空状态下，根本无钱正常支出，那只有拖欠。说难听一点，就是能赖就赖，能欠即欠。堂堂天朝，做到这种分上，实在让人难堪。

明末朝廷的拖欠，实际上到了惊人的地步。像前述的水利兴修之类的开支，根本无人顾及，并且还算不上拖欠。而有些说起来实在是不能拖欠的款项，朝廷竟也能照样拖欠。

宗室的宗禄，说起来根本就不能拖欠，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朝廷的面子，而且那些领宗禄的人，都是皇帝的至亲，在从前，事实上也不太敢欠。但到明末，朝廷也照欠不误。到后来，经常出现宗禄无法正常兑现的现象。如庆王府，据说到了崇祯六年（1633）才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代王脉下的一些子孙，竟也8年未领禄米，而灵邱王的部分禄米，竟有缺50年而没有支到的。这种情形到后来已相当普遍。当然，这与宗室人口急剧膨胀也有关系，但财政困难却是最根本的原因。

朝廷还大欠军饷。明末，各镇士兵、军官都依靠月饷生活，1个月不关饷，则其生活来源就会发生困难。当时朝廷的边饷，主要有民运银和京运银两项。边军各镇主要依此为生。但到明季，这些边饷无法如额到位，拖欠十分严重。如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天启七年（1627）18年中，仅京运银一项，朝廷累计拖欠各镇多达900多万两白银。尤其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拖欠日益严重，至天启末，拖欠数到了惊人的地步。

由于朝廷拖欠，士兵根本无法如期关饷。天启年间，像固原、延绥、宁夏3镇，经常是数月无饷，经年无饷。像边远诸堡，甚至有3年领不到饷的。至崇祯元年（1628），陕西镇的兵饷竟积欠多达30个月。至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欠饷竟达36个月。士兵生活无法维持，导致了大规模的哗变从乱。

上述两项，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类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拖欠，不仅使朝廷许多功能实际丧失，误事坏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扫地，颜面无存，严重影响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丧失。试想，连这种基本费用都无法开支的朝廷，又会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为它卖命，而能不懈怠应付，甚至不起异心，另谋活路？

话又说回来，朝廷虽能用拖欠暂时应对困难，但有些费用却如燃眉之急，无法不予支出。像在辽东前线的用兵，如不筹军饷，那么部队就无法上前线，士兵也不会去拼命，皇太极的铁骑也就会长驱直入，那当然不行。朝廷官员为了筹饷，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动脑筋，即提高税率。

加派的手段虽不常用，事实上也确实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师，朝廷兴兵防御，京师和各边的军饷，骤增至近600万两，一时国库支绌，于是有加派田赋120万两之议。但这次加派，仅限于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区，而且也是临时性质，事过即罢。在此以后，虽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举，但朝廷却没有在全国境内加派。

至万历末年，辽东边患兴起后，仗越打越大，时间越拖越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而万历帝也不肯支出内帑充军费。无奈之下，朝臣只能议增田赋。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连续3年加派田赋，累计每亩增加了白银9厘，全国增加田赋收入约520万两。由于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缘故，朝廷实际每年可增收入350万两左右。由于这笔钱用于辽东战事，因此被称为辽饷。

第六章　罪己诏竭泽而渔（2）

因辽饷仍不足军用，天启年间又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率，约能每年增加收入240万两。与辽饷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760万两。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实际能收到500万两左右。

这种加派，真是空前绝后。当时朝廷的正常收入，应在1500万两左右。而在短短的几年中，朝廷竟加派至750万两左右，增加了近一半。从万历末年至天启七年（1627）的前后9年中，朝廷通过加派，实征了近4千万两白银。而且，这种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问题。如杂项，本身就是正赋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质，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实在说不过去。又如，加派依全国统一标准进行，根本无视地区之间的贫富区别，对原本贫穷的地区实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后来的局面，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万历、天启年间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复加的地步。但至崇祯年间，朝廷竟又连加了4次。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朝廷便于原先的9厘之外，每亩复增了3厘，称为“新饷”，全国共增田赋银165万两。到了崇祯八年（1635），总督卢象升又请增饷，朝廷便决定加征“助饷”。到了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饷”，每条银1两加银3分。到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提议加征“练饷”，每亩1分，总额达700百余万两。这种加派，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这些加派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要落在一般的纳税户头上。具有优免特权的那些缙绅大户，仍会像逃避正税那样，逃避这种加派。这样一来，本已十分不稳定的纳税阶层，更是陷入了绝境。明朝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饮鸩止渴。

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祯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仍在顺天府尹任上的刘宗周，就对朝廷的做法很不满。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非宁，朝令夕考，或许会太平立致！”

接着，刘宗周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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