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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他考上大学，逼得他学习太紧，紧得简直不当是人这些话后，崔楠听后大有同感：日他妈的，天下父母一般黑。崔楠也在经历高考前的折磨和种种压力，正是朱宇的动机和想法使崔楠心底里仇视高考的那份不满得以以某种方式泄愤，于是也跟着当了回毁灭他宝贵一生的刽子手。

这实在是高考指挥棒下的人间悲剧。据有人调査证明，每年在高考前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全国约有近万人的应届高中生最后是被父母逼得离家出走，或与父母发生严重冲突致使造成伤害罪的不下百例（或者家长将儿女致伤致亡，或儿女忍受不了父母的高压而伤害父母。）如果加上中学和小学升学过程中造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伤害案件，那至少相当于每年都有近五万人永远地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沦为无用之人……

这就是现实。活生生的严酷现实。

这活生生的严酷现实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期望儿女成龙成凤的父母亲。

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人名，他就是黑帮恶縻张君。杀人恶魔张君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性的一个家伙，死于他手下的无辜者不下几十个，就是这样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即将走上断头台前却也道出了一段颇为动情的辛酸往事：

小时候，我家里太穷，日子过得很苦。我家有六姊妹，五个姐姐，同母不同父。姐姐她们出嫁后，也没嫁到富人家。家里还是穷，从小学到初中，我连白布做的新衣服也没穿过一次，全是穿姐姐她们穿下得的破烂货。后来我母亲生了病，一直无钱治，就去投靠在长沙城里的叔叔。在叔叔家，母亲坐了一下凳子，婶婶就马上过来用酒精擦了又擦。母亲受了侮辱，很伤心。后来我有枪之后就很想杀了婶婶，但又觉得是过去的小事，才放过了她。我母亲很苦，我很想让母亲幸福。14岁那年，我存了8毛钱，到街上买了一小块肉，因此給母亲蜣了一碗汤。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叫我好好读书，勤劳种地，自食其力。谁知这是母亲給我最后的遣言，第二天早晨她就上吊自尽了……母亲的死，使我失去了爱，失去了温暖，周围变得一片冷酷和苍凉。

读这段情真意切的话，谁能想象他竟出自一个杀人狂之口？张君的变态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因素。早在17世纪时，英国一位知名教育家约翰洛克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再有爱心的家长，即使他们的棍棒出于严管，可最后的结果总会适得其反。这句话其实并不深奥，但恰恰补充了中国传统教子秘方的后半部分的经验。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状元。虽然无数经典式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的这两句老话能继续传世几千年，但其实它比英国教育家的教子方法少了一半内容，而正是这缺少的一半内容，使我们中国的孩子不知多受多少罪！

而孩子们多受些罪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徐力、朱宇这样的孩子他们一旦在父母亲的强制专横下失去心理平衡时，后果便不堪设想。从已获知的材料看，像徐力和朱宇原先都不是坏孩子，他们即使在残害自己的母亲之后仍然表现出某种善良，可就是这样的品行尚健康的孩子，他们在向母亲举起屠刀时的残忍则令人沭目惊心，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压抑了，而这种长期的压抑和苦闷不是别人给予的，恰恰是自己的亲人，因此他们更加无法忍受，终于有一天爆发。也许当这种制造压抑和苦闷的罪魁祸首来自于学校和外人时，他们可能还会表现出某种屈从，但当他们发现这样的罪魁祸首恰恰正是自己最亲的母亲时，他们从内心深处爆发的残忍与解脱心理变得尤为强烈和不可抑制。

谁之错？父母之过也。

中国是个仍处在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教育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多数人的愿望，上大学对多数人来讲，依然是个梦。即使有能力的人也要花尽难以估计的心血拼搏几番才能闯越独木桥，但普天下哪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则虽知其事实，却又通常不明其理，把一个望子成龙变成了逼子成龙，这一逼便逼出了无数个徐力、朱宇式的孩子来，到头来，子没成龙，自个儿反落得命丧九泉的悲剧。

天下为父为母者，谁甘愿落得此般结果？可天底下还有多少为父为母者仍在高举着逼子成龙的屠刀，威胁着自己的亲生儿女？今年这个五一节我在家里赶写这部作品，休息时我打开了互联网，又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消息：4月28日，山东费县梁邱镇34岁的农妇钱某因儿子不好好学习，一怒之下用毒药，将11岁的独生子毒死……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心头几天都直发闷，同时又急着想早早把这部作品完成。

拯救这样的孩子迫在眉睫。

第六章　天塌半边，我非入火坑不可？

天不能塌一半，就像人不能没有左手或右手一样。当一个完整的家庭存在的时候，你的孩子的心是完整的，你的生命也将是完整的。可是有人常常把这最基本和普通的道理忘却了。

你自然有权选择你人生的完整，你也有权选择你情感甚至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完整，但一个真正完整的父母，一个完整的家庭——即使是重新建立的家庭和婚姻——应该首先考虑完整（你再婚前或者离婚后的孩子的完整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完整（自我的未来）。

谁都无权指责你的选择，任何个人的选择都属于自由范畴。但只有一种选择不可能是自由的，那就是你的婚姻和感情的重新完整不能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上。

2000年4月17日上午，山东烟台市芝罘区法院的法官们遇到了一件更为荒唐的事：

这天法官们正在忙着审理一件案子，突然门口溜进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他的身边没有大人。开始法官们并没在意，以为哪家的调皮孩子玩耍到了这儿，可几小时过去了，这孩子还一直胆怯地留在法院门口，似乎有什么事，可又不敢说。

法官们便过来问孩子：“谁带你到这儿的？”

“是妈妈。”孩子说。

“那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孩子摇摇头：“她说让我找法官叔叔……”

法官们已经感到了奇怪，问：“为什么你妈让你找我们？”孩子又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