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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根本所在（第2页）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这就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因此，即便为了集体利益，也得保护个人。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这就叫“以群体意识为文化内核”。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