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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〇二章 开往春天的火车（第1页）

从火车的窗口向外看去，云南三月的乡野十分迷人。

正是山花烂漫的时节，红的冶艳，黄的明媚，白的纯粹，一起在风中摇曳生姿，争奇斗艳。滇越铁路沿线两侧的农田里，早有农民弯腰辛勤地劳作着，间或直起身来，手搭凉棚看一眼喷着蒸汽的火车经过，重又弯下腰去。

陈达先生给胡承荫介绍了同行的普查研究所同仁，他们看来大多比胡承荫都年长，陈达先生告诉胡承荫，他们大都是联大的毕业生或是社会学系的助教，研究所人员分为两组：调查组和统计组，陈达给胡承荫一一介绍了调查组的组员倪因心、李作猷、苏汝江、周荣德、史国衡等人，以及统计组的组员沈如瑜、陈旭人、何其拔、李舜英等人。陈达先生告诉胡承荫，调查组的主任是联大社会系教授李景汉，统计组的主任是联大经济系教授戴世光，两人提前多日便去了呈贡进行准备工作，因此并未与众人同行。看书喇

陈达先生将胡承荫分在调查组，还告诉大家胡承荫仍是社会学系大三在读，大家对这个小学弟也都十分欢迎，年轻人之间彼此混熟总是很容易的，用不了多少功夫，大家已经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亲热姿态了。

大家嬉闹之时，陈达先生出神地看着窗外的灼灼繁花，他身穿一件深棕色的粗花呢猎装，肘部镶嵌了耐磨的麂皮，胸口和腰部有四个带盖口袋，胸口的口袋里插了一只黑色的钢笔，棕色的兔皮领跟猎装浑然一体，腰间不设腰身，整个人看上去沉稳又干练。

因为是第一次跟陈达先生一起工作，胡承荫难掩兴奋之情，他无心观赏窗外美景，而是追着陈达先生问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情况，其他人也跟着随声附和。陈达先生见他们急不可耐的样子，便主动将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的情况和在呈贡筹备人口普查的经过给车上这群年轻人做了详细的介绍。

早在一九三八年年底，西南联大就决定组建国情普查研究所，并聘请陈达为研究所所长。国情普查研究所是联大五个研究所之一，其中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和农业研究所都属于自然科学研究所，而国情普查研究所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大为国情普查研究所每年拨款四万元，用以日常的研究工作。

建所伊始，青云街一六九号既是陈达的居所，也是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所在地，之后陈达和归国不久的联大经济系教授戴世光以及社会系教授李景汉等人商议，选择一个昆明周边城镇作为人口普查试验区，起初陈达想在官渡和呈贡之间二选一，然而综合考量之后，陈达并未纠结多久，在三八年底第二次去呈贡后的第二天，就选择了呈贡县作为人口普查试验区，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交通便利。昆明和呈贡两地有铁路和公路相通，可乘火车代步，还可以乘坐滇池轮船，从大观楼直达昆阳、海口等镇，考虑到最极端的情况，即便是所有交通工具都不用，单凭两条腿，半天时间便可走到。而国情普查研究所许多人都是在联大任课的先生，交通的便利方便他们在昆明和呈贡之间往返。

第二个原因是呈贡县是一个很典型的研究样本。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南，呈贡县是少有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县城，因此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国内地比较接近，普查结果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在呈贡县探索人口普查的调查方法，战后能顺利地在全国进行推广，此外呈贡县面积不大、人口固定、流动性少，也可以大大降低人口普查的难度，据本省早前的调查数据，呈贡人口仅七万余人，因此全员人口普查可以在短期内完成。

为了人口普查在呈贡县的顺利开展，陈达先生四处奔走，亲自做了细致的沟通安排，在他的努力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呈贡县普查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人员由呈贡县政府和国情普查研究所共同组成，由呈贡县长李晋笏、陈达担任常务委员，联大教授李景汉、戴世光、潘光旦、呈贡县党部书记长邓迪民等为委员，李县长以县政府的名义通令全县各乡保长，说明调查目标，并指定各乡保长有“晓谕普查的意义及领导调查的责任”，积极配合人口普查的工作。

随后一九三九年一月这短短一个月内，陈达先是找到了毕近斗帮忙，因为毕近斗就是呈贡县斗南村人，还是昆华工校的校长，在联大迁滇初期师生无处容身之时，就曾慷慨地将校舍借给联大师生使用，如今毕近斗又帮助陈达与呈贡士绅斡旋，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保证了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接着陈达又到省教育厅拜访了yn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龚自知十分支持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立马对呈贡县长下令，命其全力配合研究所的人口普查工作。一周后陈达又跟联大校长梅贻琦一道拜访yn省民政厅厅长丁又秋，请其下令对人口普查工作给予便利。

可人算不如天算，之后没过多久，丁又秋便辞去厅长职位，陈达为了确保呈贡人口普查工作不因厅长换人而被搁置，二月间，陈达再度跟梅贻琦先生在青云街的研究所设宴，邀请新任民政厅厅长李培天先生和呈贡县县长李晋笏先生，由研究所全体同仁作陪，一起商议人口普查进行事宜，并希望李厅长和李县长能对国情普查工作给予便利和适当的帮助。一番商讨下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成立顾问委员会，聘请龚自知、李培天、省建设厅长张邦翰、省财政厅长陆崇仁、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绥靖公署秘书长赵宗瀚、前任民政厅长丁兆冠为顾问。民政厅和教育厅立即下令呈贡县政府在行政上给予便利，并调用小学教员以及各乡保甲长做基础调查工作。

二月十二日，呈贡人口普查委员会在呈贡县正式成立，梅贻琦先生特意到场祝贺，此外到会者还有李晋笏县长、县党部书记长邓迪民、联大物理系叶企孙先生、国情普查研究所全体同仁、呈贡县教育厅代表及地方各团体代表悉数到场。

除了各方关系的疏通之外，研究所为普查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研究所同仁确定了本次人口普查的四大原则：结果务求比较可靠，经费务求比较节省，时间务求比较经济，方法务求比较简单。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人口普查工作的筹备和设计从一九三八年年底选定呈贡县作为实验区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二月，因为普查工作的主干设计是否科学决定着人口普查试验的价值，因此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研究所同仁精心设计了普查工作的各主要步骤，如试验区的选定、调查表的编制、工作人员的组织与训练、统计法的选择、人口统计的数量与性质的决定、经费的估计等，确保思虑周全、万无一失。

从火车的窗口向外看去，云南三月的乡野十分迷人。

正是山花烂漫的时节，红的冶艳，黄的明媚，白的纯粹，一起在风中摇曳生姿，争奇斗艳。滇越铁路沿线两侧的农田里，早有农民弯腰辛勤地劳作着，间或直起身来，手搭凉棚看一眼喷着蒸汽的火车经过，重又弯下腰去。

陈达先生给胡承荫介绍了同行的普查研究所同仁，他们看来大多比胡承荫都年长，陈达先生告诉胡承荫，他们大都是联大的毕业生或是社会学系的助教，研究所人员分为两组：调查组和统计组，陈达给胡承荫一一介绍了调查组的组员倪因心、李作猷、苏汝江、周荣德、史国衡等人，以及统计组的组员沈如瑜、陈旭人、何其拔、李舜英等人。陈达先生告诉胡承荫，调查组的主任是联大社会系教授李景汉，统计组的主任是联大经济系教授戴世光，两人提前多日便去了呈贡进行准备工作，因此并未与众人同行。看书喇

陈达先生将胡承荫分在调查组，还告诉大家胡承荫仍是社会学系大三在读，大家对这个小学弟也都十分欢迎，年轻人之间彼此混熟总是很容易的，用不了多少功夫，大家已经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亲热姿态了。

大家嬉闹之时，陈达先生出神地看着窗外的灼灼繁花，他身穿一件深棕色的粗花呢猎装，肘部镶嵌了耐磨的麂皮，胸口和腰部有四个带盖口袋，胸口的口袋里插了一只黑色的钢笔，棕色的兔皮领跟猎装浑然一体，腰间不设腰身，整个人看上去沉稳又干练。

因为是第一次跟陈达先生一起工作，胡承荫难掩兴奋之情，他无心观赏窗外美景，而是追着陈达先生问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情况，其他人也跟着随声附和。陈达先生见他们急不可耐的样子，便主动将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的情况和在呈贡筹备人口普查的经过给车上这群年轻人做了详细的介绍。

早在一九三八年年底，西南联大就决定组建国情普查研究所，并聘请陈达为研究所所长。国情普查研究所是联大五个研究所之一，其中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和农业研究所都属于自然科学研究所，而国情普查研究所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大为国情普查研究所每年拨款四万元，用以日常的研究工作。

建所伊始，青云街一六九号既是陈达的居所，也是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所在地，之后陈达和归国不久的联大经济系教授戴世光以及社会系教授李景汉等人商议，选择一个昆明周边城镇作为人口普查试验区，起初陈达想在官渡和呈贡之间二选一，然而综合考量之后，陈达并未纠结多久，在三八年底第二次去呈贡后的第二天，就选择了呈贡县作为人口普查试验区，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交通便利。昆明和呈贡两地有铁路和公路相通，可乘火车代步，还可以乘坐滇池轮船，从大观楼直达昆阳、海口等镇，考虑到最极端的情况，即便是所有交通工具都不用，单凭两条腿，半天时间便可走到。而国情普查研究所许多人都是在联大任课的先生，交通的便利方便他们在昆明和呈贡之间往返。

第二个原因是呈贡县是一个很典型的研究样本。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南，呈贡县是少有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县城，因此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国内地比较接近，普查结果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在呈贡县探索人口普查的调查方法，战后能顺利地在全国进行推广，此外呈贡县面积不大、人口固定、流动性少，也可以大大降低人口普查的难度，据本省早前的调查数据，呈贡人口仅七万余人，因此全员人口普查可以在短期内完成。

为了人口普查在呈贡县的顺利开展，陈达先生四处奔走，亲自做了细致的沟通安排，在他的努力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呈贡县普查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人员由呈贡县政府和国情普查研究所共同组成，由呈贡县长李晋笏、陈达担任常务委员，联大教授李景汉、戴世光、潘光旦、呈贡县党部书记长邓迪民等为委员，李县长以县政府的名义通令全县各乡保长，说明调查目标，并指定各乡保长有“晓谕普查的意义及领导调查的责任”，积极配合人口普查的工作。

随后一九三九年一月这短短一个月内，陈达先是找到了毕近斗帮忙，因为毕近斗就是呈贡县斗南村人，还是昆华工校的校长，在联大迁滇初期师生无处容身之时，就曾慷慨地将校舍借给联大师生使用，如今毕近斗又帮助陈达与呈贡士绅斡旋，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保证了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接着陈达又到省教育厅拜访了yn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龚自知十分支持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立马对呈贡县长下令，命其全力配合研究所的人口普查工作。一周后陈达又跟联大校长梅贻琦一道拜访yn省民政厅厅长丁又秋，请其下令对人口普查工作给予便利。

可人算不如天算，之后没过多久，丁又秋便辞去厅长职位，陈达为了确保呈贡人口普查工作不因厅长换人而被搁置，二月间，陈达再度跟梅贻琦先生在青云街的研究所设宴，邀请新任民政厅厅长李培天先生和呈贡县县长李晋笏先生，由研究所全体同仁作陪，一起商议人口普查进行事宜，并希望李厅长和李县长能对国情普查工作给予便利和适当的帮助。一番商讨下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成立顾问委员会，聘请龚自知、李培天、省建设厅长张邦翰、省财政厅长陆崇仁、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绥靖公署秘书长赵宗瀚、前任民政厅长丁兆冠为顾问。民政厅和教育厅立即下令呈贡县政府在行政上给予便利，并调用小学教员以及各乡保甲长做基础调查工作。

二月十二日，呈贡人口普查委员会在呈贡县正式成立，梅贻琦先生特意到场祝贺，此外到会者还有李晋笏县长、县党部书记长邓迪民、联大物理系叶企孙先生、国情普查研究所全体同仁、呈贡县教育厅代表及地方各团体代表悉数到场。

除了各方关系的疏通之外，研究所为普查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研究所同仁确定了本次人口普查的四大原则：结果务求比较可靠，经费务求比较节省，时间务求比较经济，方法务求比较简单。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人口普查工作的筹备和设计从一九三八年年底选定呈贡县作为实验区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二月，因为普查工作的主干设计是否科学决定着人口普查试验的价值，因此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研究所同仁精心设计了普查工作的各主要步骤，如试验区的选定、调查表的编制、工作人员的组织与训练、统计法的选择、人口统计的数量与性质的决定、经费的估计等，确保思虑周全、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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