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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宽容是消除暴行与仇恨最好的方式（第2页）

“奇怪的是，”P。W.纽曼说，“宗教是如何变得如此残忍的呢？在基督教取代异教信仰后而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是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极为残忍的系统。在几个世纪里它一直作为一种迫使人虔诚信仰的制度而存在，它已声名狼藉并且令人憎恶。然而，它却打着温和与热爱宗教的旗号。

在世俗权力的帮助下，西班牙的牧师通过纯粹的物质力量扑灭了宗教改革之火。一夜之间，就有800名新教徒被关进了塞维利亚的监狱。他们到处被捉拿并烧死。火光在西班牙的几个主要城市熊熊燃起。不久前，在靠近马德里的原野上开凿了一条水沟，这里曾是新教徒殉身的地方。工人们刨开了很厚一层黑得发亮的灰尘，其中夹杂着被烧成了灰的骨头和木炭。这是那些在宗教的祈祷声中牺牲的人们的遗骸。

这种骇人听闻的残忍给西班牙带来了什么呢？它使西班牙失去了财富，国库异常空虚；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仅有八分之一的人能够读书写字。他们把牧师视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信上帝，甚至连牧师也穷困潦倒。“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比在基督徒统治下的西班牙要繁荣得多，”李斯博士说道，“这是十分奇怪的事。在摩尔人的统治下政府要自由、宽容得多；人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物产也丰富得多。自从摩尔人被赶走以后，西班牙一直在开倒车。”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或许是建立帝国的君主中最为邪恶的。他的专横残暴，历史上只有尼禄和卡利古拉可与之相比。在1568年的法令中，他要求处死在荷兰的每一个新教徒。这个残忍至极的法令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措施可以执行。但是，他的首相阿尔瓦已为此竭尽全力。在他的充满血腥的内阁、各郡郡长和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的帮助下，他有时能在一周之内残杀800人。第一大罪犯是新教，其次是财富。因为后者的原因，天主教徒也和新教徒一样遭到了抢劫和破坏，拥有财产使得信奉正统已成为不可能。6年以后，阿尔瓦夸口说他已经绞死、淹死、烧死和杀死18000余人。这还不包括阿尔瓦统治时期在围攻和战争中牺牲的数万人。企图抢劫和谋杀阿尔瓦的人不计其数。

法国的情况也和西班牙一样糟糕。从法国依附于罗马开始，它就对反对罗马大主教的人进行抢劫、火焚、杀戮或驱逐。阿尔比教派曾被集体残杀或被赶进比利牛斯山脉。在萨伏伊王室的夹击下，韦尔多派教徒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遭到了绞杀和焚烧。而在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同样受到迫害和焚烧。为了取悦西班牙大公，6个路德教会的辅导员在巴黎被活活烧死。

在这场近乎疯狂的迫害中，也出现一些例外。如首席大法官德·奥皮达尔力劝同一教派的人们要具备各种美德，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各种教派的人要以仁慈、祷告和劝说为武器。“让我们放弃那些残忍的言辞吧，”他说，“放弃那些宗派、党派和那些混乱的名称之争，把路德教徒、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都改称为基督徒吧。”因此，这位大法官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

贝尔利市的地方长官多特子爵在接到查理九世要集体屠杀那里新教徒的命令后，他回答说，他已与该市的驻军和居民们商讨了皇帝陛下的命令，发现他们都是勇敢的士兵和良好的臣民，而没有发现一个刽子手。

接下来，是对瓦锡和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这种现象在法国各地都发生过。就像一桌宴席的主菜，对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实际上就是对代表着欧洲新教思想的扼杀。这件事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舰队试图侵占英国，被认为是16世纪下半叶的两件大事。

被路易十四所撤回的南特法令更缺乏仁慈。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在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都必须改变信仰，否则就要被处死。新教的贵族、绅士、商人、农民和工匠都拒绝做伪君子，他们不愿意信奉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这些贵族和财产所有者放弃了自己的地产，宣布放弃各种头衔，把一切都留给了他们的敌人；商人和工匠逃离了家乡，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可以自由信奉上帝和平静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土。

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砍杀、被车裂，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死亡不能征服他们，为自己的职责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在胡格诺教派领导人身上所发现的那些高贵品质，诸如生活和言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实上，法国新教徒那高贵而又宽阔的心灵以及他们那坚定的信念，产生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崇高的精神品格。即使时至今天，那些迫害者早已经被人遗忘。

路易十四和他的军队并不能征服人们坚不可摧的心灵壁垒。他迫害具有圣巴特罗缪思想的人长达60余年。那么，结果如何呢？在层层阻挠后他最终失败。驱逐胡格诺派教徒，破坏了法国的商业和农业。那时的法国经济崩溃，负债累累，全国上下陷入极度的政治混乱状态中，从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胡格诺教徒的逃离，”米什莱在其著作《法国史》中指出，“是一次出于忠心和真诚的高贵举动。他们极端憎恶虚伪，而崇尚思想自由。为了坚持真理，无数的男性和女性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在逃亡过程中，他们甘冒丧失生命、家庭和一切的风险，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属于某一宗教派别，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闪耀着的崇高的思想光芒，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自己是全法国的脊梁。根植于自由思想之上而大众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新教移民之中，这使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保持高贵与真诚，敢于为了真理而献身。”

在此之前，宗教迫害之火已经蔓延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镇经常会燃起焚烧新教徒和女巫的烈火。和新教徒一样，天主教也有他们的殉道者。福雷斯特这个遵纪守法的修道士，由于否认亨利八世的最高权威而被烧死。论战的双方都实施火刑。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因为宗教原因而被处死的人数比以前增长了10倍。约翰·罗杰斯牧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可以在刑场上看见自己教堂的塔尖。约翰·布雷福德抱着火刑柱慷慨就义时仍在安慰他的同伴们。温彻斯特的执事长约翰·菲尔普特同时也被烧死。我们没有必要提到拉蒂默、克兰麦和里德雷的名字。那时人们具有的伟大精神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人们。今天，我们会因为一个烫伤的手指而畏缩不前，那时的人们不仅可以为了信仰而被烧死，而且还为此感到光荣，这令我们惊奇。“看到我们的救世主为了我们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都不加拒绝，”约翰·菲力普特说，“我能不蔑视这种火刑吗？”

这种强加于人的良心之上的迫害一直延续到查理二世时期。威廉·佩恩说道：“自从国王复位以来，大约15000个家庭支离破碎，5000多人死于狱中，并且纯粹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查理二世和在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把这种迫害推及苏格兰人民，在过去的天主教时代，对付新教徒的唯一方式就是火刑。红衣主教比顿在圣·安德鲁斯城堡前被焚烧。在查理和詹姆斯统治新教徒时期，新教徒也同样迫害新教徒，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见解。斯图尔特的忠实追随者四处捕捉长老会教徒，对他们实行枪杀、暗杀和绞刑。结果，这种宗教迫害形式的后果是更加令人众志成城、信仰坚定。拳打脚踢和上拇指夹更是惨不忍睹，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些受难者却勇敢坚毅，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密莱司的一幅小型绘画作品深深打动了我，”纽约市的罗伯特·科利尔说，“它刻画的是一个女人被牢牢地绑在一根被海水淹没了半截的潮标柱上。海水在她脚下卷起层层浪花。一艘经过这里的轮船扯满了风帆，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和她的厄运。掠食的鸟儿在她的头顶上盘旋，这个女人没有理会鸟儿，没有理会轮船，也没有理会海水。她的目光正望着前方，双脚坚定地站立。你可以感觉到，她看到了天堂，她的心灵知道：眼下所受的这点苦难与她即将得到的荣耀相比，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在这幅画的下面，是从一座为了纪念她而建造的苏格兰教堂里抄来的一首诗：

她，因为尊基督为圣

承认他至高无上

不放弃长老会的信条

不承认主教的权威

且不肯认罪

被绑缚在潮标柱上

她是为了基督耶稣而蒙难

“我之所以认为这幅画珍贵，是因为当我看到画时，眼前仿佛出现一大群妇女在观望和等待，她们被牢牢束缚在命运之柱上，汹涌的潮水在四周升腾。然而，当波涛上涌的时候她们也随之上升，站立在最后最高的那一朵浪花上，她们从此升入了平静的天堂，听到了‘做得好’的赞美声。”

“多少年来，”西尼·史密斯说，“英格兰人一直企图迫使苏格兰人改变信仰。在派出大批长老会牧师之后，他们又派出了骑兵、步兵和炮兵以及一些军职人员。血腥的屠杀时时发生。但是，令这些主教统辖制度者大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引入《祈祷者手册》，并不能阻止这些超乎自然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堂。他们仍然沿用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苏格兰人按照自己的那套烦人的方式崇拜上帝，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来自上帝的痛苦和任何来自上帝的惩罚，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天空中并没有出现雷霆，这个国家也并没有毁灭，世界末日仍然没有来到。那些预言了这一切后果的达官显贵被人彻底遗忘了。从此，苏格兰成了英国不断进步的动力。”

宽厚容忍是近来才有的一大发明。火刑已经被停止，说服人们做到这一点完全必要。如同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年代一样，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或被车轮活活辗死。然而，我们仍然要经受被孤立、误解、嘲弄和谴责的痛苦。正同以往，对于那些秉持良心坚持真理的人，勇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这个对宗教表现得特别冷漠的时代，保持真正高尚的行为准则和纯洁的本能比以往殉道的任何时代都要困难得多。“频繁的迫害和凶残的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说，“是对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一种刺激。但是，那种无人在意、留心，缺乏任何人性幽默和神性怜悯的使人萎靡不振的信念，却比任何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文明所造成的破坏性还要大。”

但是，我们真正放弃了那些关于迫害毫无价值的观念吗？在今天，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该怎样看待最近刊登在伦敦一家报纸上的一起法院判决呢？“考虑到人类的目的和文明社会的意图，与路德和加尔文所犯的罪行相比较，杀人和抢劫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四处蔓延的灾难。”这种判决或许会得到残杀圣巴特罗缪教徒的刽子手和烧死、杀戮数千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作恶者的赞同。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自由——它是通过一些最高尚人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不能容忍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的过错。耶稣会会士，他们曾经和胡诺格教徒一样，从法国被驱逐出来。现在他们是自由的，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一样，生活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必须尊重法律，尊重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宽容政策。

威廉·佩恩指出，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力量在于民众意见的一致，不管是基于宗教学说还是宗教实践，都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往往在于各种意见、职业和实践的共存和相互之间的宽容。人的个性必须得到维护，无个性就不会有任何自由。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受到宽容和尊重，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如果人的个性存在，即使是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最坏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或是实施人的命令，对个性的任何压抑都是专制。”

杰勒米·泰勒用一个东方神话故事来说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时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斜靠着一根拐杖，出现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把他请进帐篷，给他端来了一盘肉。他发现这位老人进食前没有进行祷告，于是便问他为什么不尊敬神。“我只崇敬这堆火，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亚伯拉罕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位老人赶出了帐篷。接着，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他问那位陌生人现在何处。“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尊敬你。”“虽然他不尊敬我，但是我宽容了他数百年，难道你对他连一个晚上也不能忍受吗？”听了上帝的一席话，亚伯拉罕把这位老人找了回来，并给了他殷勤的招待和善意的教导。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即使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要经受殉道者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诸如天文学、博物学或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被指责为是对上帝的不虔诚。布鲁诺由于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却是错误的观念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人。在荷兰米德堡的利普斯尼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思想，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然后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他“以无比的快乐”去观察行星和恒星，由此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环、金星的相位和太阳的黑子。他忠实地记下了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发现或许会比将来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的发现都多。

但是，伽利略的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天文科学进行思想控制，伽利略被传讯到了罗马，要求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一些异端邪说负责。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即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审判官把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伽利略再一次振作起来，他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随即他又被传讯到了宗教裁判所，他们强迫他双膝跪下，放弃他的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否定自己信念的时候，他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这些指控做出答辩，他也就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始终是永远存在的，在以后的各个时代中，观察都被安放在人类知识的正确位置上。

帕斯卡对伽利略所受到的指责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那些耶稣会会员从罗马教廷所得到的反对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观点的教令，是毫无用处的。地球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沿着圆周轨道运转。人类既不能使它停止，也不能使自己不随着它而运动。”真理可以长期地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但它最终必然为人们所熟知。真理所遇的阻力越大，与谬误作斗争的时间越长，它为人们所接受的范围也就越广，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也就越大。

开普勒的一生和伽利略一样，也是十分凄惨的。他原本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后来被送到了莫尔布诺姆教会学校，最终成了一名学识渊博的人。他接受了斯蒂拉州格拉兹大学的教授职位，致力于行星的研究工作。后来，被国王任命为皇家数学家，尽管他所得到的报酬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在林茨地区，开普勒被罗马天主教廷赶出教会，原因是他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关系到圣餐变体论。“法官哪，”他对霍夫曼说，“我的观点给你们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哇！可是这些牧师和督学却公开地污蔑我是异教徒。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所采取的立场和上帝的旨意都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波洛尼亚大学给开普勒提供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位，条件是他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谴责伽利略的论调，开普勒断然拒绝了这一职位。“我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增加收入，”他说道，“我习惯在德国人中间过一个德国人的生活，从而充分享受言语和行为上的自由。但是，如果到了波洛尼亚，我就会受到控制。这样的处境即使不是危机四伏，至少也会使我声名狼藉。我将会因受到别人的猜疑和恶毒的攻击而寝食不安。”

1619年，开普勒发现了在科学史上永不可磨灭的著名定律：“行星运动的周期的平方与它们距离的立方有关。”在通过17年的艰难探索后，发现这一原理的绝对真理性，他欣喜若狂。“死神即将来临，”他说道，“不过我的书已经写完，至于是当代的人去阅读还是留待未来的人去阅读；或许等来一个读者要等上一个世纪，就像上帝等来一个观察家等了6000年，我都不会在乎。”

开普勒接下来出版的一本书是《哥白尼天文学摘要》，它在罗马也受到了强烈批判，并被列入禁书目录。与此同时，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使他心烦意乱。他那70岁高龄的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并受到了严刑拷打，她将作为一名女巫被活活烧死。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使她免遭更残暴的处罚，开普勒及时赶回了他的家乡斯瓦比亚。然而，更多的麻烦事情发生了。斯蒂拉州下令当众烧毁他在1624年出版的《记事录》一书。他的所有图书也被耶稣会查封。由于民众的起义，开普勒被迫离开了林茨，这次起义后来取得了胜利。在阿尔伯特·华伦斯坦即弗里德兰德公爵的保护下，开普勒到了西里西亚的萨冈地区。不久，由于积劳成疾，脑力衰竭，他死在那里。

或许哥伦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他为新大陆的发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羊毛梳理工家庭，家庭状况使他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必要条件。他崇尚自己的理性，敢于相信那些世人所不相信甚至表示轻蔑和嘲笑的东西。譬如他坚信地球是圆的，而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地球是方的。他认定人们所还不知道的那些地表，不可能全是海洋，海洋中可能还有大陆。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对于缺乏勇敢精神的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一个高贵的灵魂而言，它必将引发一种莫大的力量。在国人看来，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上实现在一块新大陆上的登陆，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理智上哥伦布不仅是一个英雄，他同样是位果敢的实干家。他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游说那些皇帝和国王去游览基于理性他洞察到的在遥远的海洋中的另一个新世界。一开始，他企图说服自己在热那亚的同胞，但是他失败了。接下来他到了葡萄牙，向那里的议会递交上自己的计划。这个提案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和胡思乱想，因而也被轻蔑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这位国王私下里还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想法。因此在哥伦布这位航海家的带领下，一队船只从里斯本出发了。尽管由于受强烈风暴的影响，经过4天的航行之后，船队又回到了原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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