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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第2页）

董卓废少立献以及逼何太后归政的意义，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条件，在于他不仅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军队，而且敢于突破名教观念的束缚。

众所周知，东汉党人名士尽管一再掀起反对宦官的政治浪潮，然而由于他们缺少兵权，所以当宦官势力大举进攻时，又只能束手就擒〔13〕。董卓虽然只带三千步骑进京，但他寻而兼并了何进兄弟及丁原部曲，“京都兵权唯在卓”矣〔14〕。《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董卓倡议废立时称：“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他军权在握，与党人名士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党人名士一般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羁绊。上文曾提到，东汉党人名士的“群体自觉”，本质上带有独立于皇权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党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权的必要性，至少多数人还缺乏这种认识

。

甚至连皇甫嵩、曹操一类人物，也囿于名教而不敢造次。皇甫嵩出身凉州将家，又追随党人名士，渐入清议之中。他在军事上一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子郦就当面说：“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15〕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又束手就董卓之征〔16〕，一再丧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权的机会。

曹操极力交结名士，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但“浊流”的身世，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尽管如此，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他依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司马光评论此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

我认为，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

《后汉书盖勋传》引宋枭语，谓“凉州寡于学术”，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无一与儒学有关，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他们的文化面貌，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谓李傕“弗知臧否”。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以至在思想上无法同党人名士沟通。《后汉书董卓传》在记叙董卓擢拔党人名士一事后，紧接着说：“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这样的安排，一是“忍性矫情”以收拢人心，二是李傕之徒确实不能胜任素由名士垄断的高级文职。

我们看到，正是“寡于学术”的董卓诸将，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果断废黜了少帝、何太后，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袁绍、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就是有力的证明。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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