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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张一麐之为人，无所不为，不可思议。初袁本不重任，仅充督署书写员。迨光绪三十一、二年，袁世凯因留学我邦之学生鼓吹，遂有提倡立宪之思想。张有弟名一鹏，亦留学日邦，时以条陈寄张，嘱转陈袁，为他日进身之计。麐遂据为己有，又润之以康、梁著述，投袁之好，自命为新学家，同人多鄙薄之。及观其述文多东抄西袭，毫无根据。袁世凯遂为麐所愚，以其实有心得，凡新政一切，皆命一麐拟稿。嗣一鹏亦来北洋，麐多转乞其弟。于此又不可不略述一鹏之劣迹。

一鹏学问固优于一麐，至其为人，则小人之尤者。窥其外表似端谨士，而心地之奸毒实不堪问。有一种阴险绝技，常陷人于危，令人不测者。有道其留学日邦时，印伪报纸，造捏名禀，陷害知府李丙吉一事。其手段之离奇，用心之狠毒，有笔墨所不能形容者。迨后李丙吉侦知底蕴，屡控不直，盖皆为一麐阴抑其禀，使不能上达。李丙吉惟有咄咄呼冤，吞声忍气，投效至奉天。赵尔巽悯之，委以财政局差使。后赵陛见至北京，庆亲王问赵，新政何不仿照北洋办理？赵曰我虽不善办新政，幸东三省尚不似北洋之暗无天日，盖指此也。一麐招一鹏来北洋，本拟引入袁幕，因恐劣迹败露，为袁所知，转与己不便，意遂中上。一鹏之为人，无利不往，即麐有笔墨事属之，苟不予以相当之酬谢，亦不肯为。遇事招摇，兄若弟朋比为奸，其声名遂狼藉矣。

一麐既得袁之任用，遂补天津同知。一鹏以主事分法部。兄弟定约，麐每岁津贴鹏千金，遇新政事即由电话招鹏来津。至是袁世凯忽调内用，杨士骧署理北洋，麐、鹏两人之种种劣迹，杨知甚晰。麐知督幕必不能容，而同知一缺又极清苦，且一离袁所即不能狐假虎威，遂求从袁入都云。

袁自入军机后，两宫眷注较前尚无大异，而一般顽固党排诋甚力，袁之热心遂渐退缩。加以张一麐时蛊以模棱两可之说，其意多退然自阻。以退思铭其室，事事谦让，见者多以为袁学术大进。窃谓不然，凡为大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固贤人学问，然岂支持中国危局之大臣所宜哉？故于此目袁为退化时也。袁在军机年余，殊碌碌无所表现。惟关北洋事则甚注意。奈杨士骧本风流名士，其平日不可少之功课，惟是一局围棋，两枝二簧，三杯烧酒，四圈麻将。而又内外宠俱全，日夜宣劳，更何有须臾之暇以料及新政哉？且其心本不以为然，因顾全禄位，不得不存其表面。或谓袁每闻天津新政失败，辄嗟叹再三，由是英雄气短，遂实行模棱两可之主义，即于首倡立宪之大问题，亦只好随波逐流，虎头蛇尾矣。

第三节“立宪”之议定

袁任军机大臣，其重要事，惟订立宪年限之问题。立宪年限，袁本主速行。当在北洋尝与人言曰：“人苟实事求是，三年之久，何事不可预备？”其主三年立宪，固早有成见矣。及入军机后，朝命决此问题，袁遂谋之一麐，命其创稿，筹画预备事件。麐又谋诸一鹏，鹏时方欲迎合某尚书意旨，某尚书谓人民程度甚低，非期之十年不可，痛诋袁为躁进。又谓欲速则不达。鹏遂承某尚书之意曰，袁本不知立宪为何物，一切皆倚赖其兄，其兄又非赖彼不可，此事必能使袁从公，遂代麐创稿。后诸大臣协议，袁出稿与某尚书相同，遂以上闻，于是遂有十年预备之诏。北京报纸遂著为论，其主笔者为汪康年，谓袁前后如两人，并隐讽麐、鹏之鬼蜮。麐遂嗾袁令某厅禁止京报出版，即此事也。时北京知其事者，谓袁为皇上之枢密顾问，麐又为袁世凯之顾问，一鹏又为一麐之顾问。多称张一鹏为第三级顾问官。此等绝大问题，竟败坏于一二宵小辈，是不得不为袁慨也。

清光绪三十四年，春正月初一日奉廷谕：“袁世凯着加恩赏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钦此。”

是年秋七月，清光绪帝患亏损症，日渐增剧，至十月病势危笃。西太后亦患痢疾。遂诏群臣议继统事，袁世凯辈不赞一词，后意甚急，根问再四，袁对候庆亲王由陵回京，臣等协议再行上奏。后怒甚，命拟旨，著留养醇亲王之子于宫中。

第四节两宫之宾天

冬十月二十二日，清光绪帝崩。西太后懿旨，命宣统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令宣统皇帝为同治帝继嗣，兼祧光绪帝。当时北京谣说纷纷，宫闱秘密亦不详载。是月二十四日，西太后晏驾，时光绪帝崩后二日也。两宫先后宾天，宣统皇帝入承大统，登极礼成于十一月十六日。

慈禧太后像

“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壬申，上疾甚。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复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癸酉，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遗诏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皇太后懿旨，命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宣统元年正月己酉，上尊谥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清史稿》卷二四）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五年三月，合葬惠陵，上谥。宣统加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清史稿》卷二一四）

“十月二十二日，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四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与二三老成从容定策，匕匕无惊，中外咸深叹服。公感悼孝钦后知遇，拟矣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情，而局势忽变。”（《容庵弟子记》卷四）

当时清国朝野之议论，多以西太后宾天，袁世凯必有奇祸，众口同声。某日袁退朝稍迟，忽传袁已杖毙。与袁有关系者，麇集袁寓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未几袁归，始各散去，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第八章免官与复出

第一节免官之诏

十二月十一日，果奉免官之诏云：“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免官有诏，时袁尚在朝房，早有所闻似不仅免官。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颓然色变。未及读诏，张之洞自内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连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亦皆惶惶。或谓自免官诏下，袁之寓所风声鹤唳，处处惊惶，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翌早袁入朝谢恩讫，即乘快车至天津。有英人海鲁君与袁同车，曾作《车中纪事》，译录数语于下：

（上略）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参参，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十三日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于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致。袁去后杨士骧遍戒从人，切不可云袁住署内，岂知其仆从多逢人辄告云。袁回京后，于十四日清晨即携全眷回籍。闻其时不特随从无多，送行者亦寥寥。是后都中谣说不一，或谓将籍没其家产，或谓祸仍不止此，或谓袁所练之兵将暴动。袁本多子，然多幼稚无知，闻此谣说，茫无头绪，甚有逃而隐匿者。其景象亦甚可悯。

或谓袁事败，有问张何故逃避者？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枝，设被籍出，其祸尚堪问乎？我辈月得若千金，系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他感情，焉能与彼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何用，张曰乌知其心？噫，人情冷暖，固世人之常态，如张一鹏之兄弟，又罕有其俦者也。

以上所记袁世凯免官时之事实，系据当时之访探。而中国最有价值之《时报》，论袁世凯事则大异其旨趣。玆择录《时报》所记新闻二则于下，以资参考：

（一）“摄政王斥袁之意，于初十日前已决，庆邸知不可挽，故自初十日即请假不入内，至昨日始销假。十一日召见，独世、张两军机。王出所拟罢袁谕旨，令张视之，张大惊，为袁缓颊。王曰尔勿预此事，但视谕旨妥否，酌改可也。谕旨原文本有指斥袁罪处，张为删去之。”

（二）“袁世凯开缺后，自知罪状暴露，乃逃至天津。（中略）后知摄政王宽大。张、那两军机同保其无事，即于是夜返京。向人犹称被某侍御参劾，亏空北洋官款三百万两，故至天津调查账目，以防后难。或又称恐有暗杀之者，故深防之。其实彼畏罪逃匿之迹，彰彰不可掩也。故此次之许其归田者，在袁实为莫大之宽典云云。”

“袁去官原因，咸谓为请派大使一案，此犹表面上论点，实则受张之洞之中伤也。初，袁、张感情极恶，其能两相保全位置者，一则圣眷独隆；一则资格独老也。及两宫崩驾，宣统继位，载澧素重张为人，事事必与之商榷。适袁辞职表章至，王乃取决于张。张素谂项城机诈手段远出己上，并立枢府久之，恐受其倾轧，不如为先发制人之计，以去其后虑。于是历言项城跋扈状，王不能容物，聆张语欲杀之。张谓王甫监国，遽杀大臣，恐不足塞朝野士夫之口，弗若如其请而罢之，再图翦除良策。王然其说，遂有十二月十一日之上论。外间谓为请派大使以黜之者，尚非破的之论也。”（《袁世凯轶事》）

第二节安阳“隐居”

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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