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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无意指的指号读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第3页）

（11）指号所指，与其说是指向抽身而去的东西，不如说是指向抽身而去这回事。海德格尔下面引荷尔德林的诗：

我们正是这无意指的指号

我们并不感到痛楚，在这异乡

我们几乎已失去了语言

4

“我们是无意指的指号。”（einzeichensindwir，deutungslos.）

这句诗的直译：“我们是一个标志，无所表明。”但如果联系海德格尔前后文的阐释，“无意指的指号”似更有意味，因前面已经说出“人的本质就在于成为这种指示者”，或“显示者”（zeigender），所以，我们用“指号”或“记号”或“标志”（zeichen）来称呼人。这里用“指号”更能表明“指示”或“显示”关系。但是，这种指示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如果是直接的，指号就成为指称了。它可能更中性一点，把“指示性”弱化为“记号性”，因为把人“传召向”的是一个“扭身而去的行为”或“抽身而去的东西”（dassichentziehen），有的译文是“自行隐匿者”。（dassichentziehen从动词entziehen反身而来，意即“自己抽身、避开、摆脱”，说“自行隐匿”也可。）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怪行，人应该是“指明者”，但他所指的偏偏又扭身而去了，或自行隐匿了，“指明”成为“指暗”，即无从表示，无从阐明，因而是“无表明的标志”；虽然那应思者“扭身而去，或自行隐匿”，但其又成为牵引、召唤，使“无表明的标志”毕竟显示出“指号”的本质，终归是“无意指的指号”。所以，作为被召唤的“指号”人，仅仅是一个标志，而且是一个无法表明、无法释义的标志。即指号无所指，即无意指的指号。“无意指的指号”似更能显示其自身的张力。

这样才好理解下面的诗句：“我们毫无痛苦，在异乡几乎已经失去了语言”。毫无痛苦，也可能是痛苦得麻木了，也可能是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解释一番，较能体察其中的微妙，也更能与原文的上下文勾连。

在“思——语言”的意义上，人生存于这一“扭身而去的召唤”的结构之中，成为“无意指的指号”。这里是具有现象学相关性的两个悖论：

“扭身而去的召唤”——“无意指的指号”

它们也是同时发生或说共生的。但它们都还只是一种被人生在世的生活常态掩盖着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读者必须跟随作者一起，瓦解在长期的形而上学传统中作为“主体”的习惯性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一个“自行隐匿者”，在“存在——语言”的转换处倾听思的召唤。在这里，倾听思，也就是倾听存在，倾听语言。只有在这一倾听中，在思扭身的召唤中，人才同样退去习常意义，回归原始意义，生成为被思召唤的无意指的指号。

于是在“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结构中，人，即我们，作为heisst即“支撑着‘什么召唤思’这一问题的那个动词”的直接宾语，同样以“习常意义——原始意义”不断还原到海氏的“问题——文本”结构中。

heissen（heissen）——海德格尔不断回到“召唤”上来，而且解释渐渐浮现出来：

（1）“称呼”“取名”。

（2）近似的：“要求”“召唤”“指点”“引导”。它隐含着要求延伸到我们通过heissen来使自己去抵达的那个地方。例如，当有人挡路，我们会要求（heissen）他挪一挪——“劳驾”。

（3）广义的：“出发”“上路”“吩咐”。希腊词是路，所以它不是命令，也不是指使，在这个词的最古老的意义上还带有“救助”“允诺”“恳请”的意味，梵文中是“邀请”。

（4）“使到达”“上路”“提供一条路”。我们习惯了的意义是称呼、取名，以致习惯到这样的地步，沉溺于其中，从不对它有所住心。于是我们反而对“提供一条到达的路”这样的意义看不顺眼。然而，不习惯的恰恰应居留其中。

（5）“托付”“信托”“提出告诫”“救护”“让人被指引地上路”。“承诺”（verheissen）应诺传召的呼唤，从而使在此所说成为勉励，成为诺言。

（6）应诺传召使自己进入到场和在场中去。

“什么召唤思”：那向我们吐露要我们去思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思托付给我们的本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使我们的本质进达思中去，以便在思中得到救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此提问是多么地不习惯，好像在故意玩弄文字游戏。如果硬要这么说，那也是语言的本质在玩弄我们。这种玩弄还将继续下去。“语言玩弄我们的言谈，以至于它快使我们的言谈漂移到词语的更为表面肤浅的意义上去。看来，人必须花极大的努力才能与语言真正居住在一起。”只可惜今天的语言住居已经陷于“习常”肤浅的危险中去了。“习常”一段说得浅显明白又极为中肯。两层意思：

（一）习常意义成为唯一的标准尺度，它把人置于自然知解力的保护之下。习常作为唯一标准尺度就是在习常中根本无法判定即习惯得无须判定的尺度，使任何习常之外的本来是早先住居的真正语言的言谈反被看作忤逆、看作故弄玄虚并被嗤为“文字游戏”。

（二）这种昏沉于习常之中、人云亦云地跟随于流俗的语言，（正是）在我们的本质之中所设置的那种高级得忘乎所以的危险游戏。

海德格尔曾经在一次同日本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存在”这个词虽然属于形而上学的遗产，但他仍然想把这个词置于某种努力的标题之中，此种努力就是想“揭露形而上学的本质，并因此才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思想”以及“思作为召唤的思”。

已经在启蒙的技术理性中习以为常的“我们的思想”，要从习以为常的作为“形而上学对立同一本质的思想”中走出来，走到它的“边缘状态”，即走到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常常是一种“不思状态”，而意识到“不思状态”乃是真正“思”的“扭身而去的召唤”，从而有可能开始让“思”进入“语言道说”的路上，这是一个多么不习惯的现象学“悬置”。我已经从这种谨慎的解读中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边缘状态”临界的“危险”。如果不是我有“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的经历，恐怕我也疏漏于这“思的召唤”了。但我知道那最初吸引我的是什么——“扭身而去的召唤”——“无意指的指号”。

“人是无意指的指号”，我是人，“我”是“无意指的指号”吗？

如果“我”是“代词”，我就是我想是的“政治家”“专家”“名家”。“政治……”“专……”“名……”都已“实指”无疑，即便“名——实”不符，“我”怎样是“无意指的指号”？

有人证明，“我”不是“代词”，而是“索引词”，那么，“我”就能索引到“无意指的指号”。或者更实在地说，“我”是“代词”，同时是“索引词”，后者可以而且能够“索引”到作为“代词”的“我”之外的作为“无意指的指号”的“我”。这已是一种很高的“思”的“应思”的境界了。

海德格尔在追思“存在”时，他或许体悟到了“无意指的指号”，因为不管“指”与“被指”都在“无名”的“无以名之”的“存在论差异”的临界中。可是，一旦他要行动，比如当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他就不再是“无意指的指号”了。

但他又终究能走出“我想所是的指”，或者，即便他在“我想所是的指”中也能听从“思的召唤”，而思人“无意指的指号”而成为“无意指的指号”。这是“思”——“在”的相关力量的结果。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至少能有会有人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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